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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航天發展史的書寫者與見證者——火箭院老中青三代航天追夢人剪影
[ 發布時間:2019-05-16 ]   [ 信息來源: 光明日報 ]  [ 字號: ]

  4月20日,西昌衛星發射中心,長征三號甲系列運載火箭完成第100次發射,成為我國第一個發射任務次數過百的單一系列火箭,也成為中國航天由大向強奮進的有力注腳。


  成立于1957年11月16日的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所屬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(以下簡稱火箭院),是我國第一枚長征運載火箭的誕生地。60多年來,隨著一次又一次發射任務的成功實施,從無到有、由小到大,火箭院逐步成為我國最大的運載火箭研制基地。而這些奇跡的背后,是一群默默無聞的航天人,他們都在為實現航天強國的夢想而努力奮斗。


  “我希望能為國家多做點事”


  火箭院的主樓大門上,豎立著“嚴肅認真、周到細致、穩妥可靠、萬無一失”16個字——這是1964年4月,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研制工作進行到最后階段時,周恩來總理對當時參加研制的工作人員提出的寄望。


  那個年代,既沒有前人的經驗可供借鑒,也沒有先進的科研設備,如今已是中國科學院院士的余夢倫,在當時和眾多年輕人一起,毅然投身于祖國的航天事業。鼓舞他們的是火箭院第一任院長錢學森的一番話。“他說他有兩個相信:相信中華民族有能力攻克科學的難關,相信廣大知識界人士都是愛國的。國家對我們那么信任,我們要好好地搞這個尖端事業。”余夢倫說。


  1960年,24歲的余夢倫從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畢業,邁進中國航天的大門。那時的計算技術比較落后,彈道計算靠的是只能做加減法的手搖計算機,一條現在不到1秒鐘即可算出來的1059彈道,當時要花上2個多月。有一次,余夢倫在進行彈道設計時遇到一個棘手的技術難題,為了盡快驗證自己的設想和解決方案,連續幾周里,他幾乎一刻未曾離開過那臺手搖計算機。一次次計算、一次次修改,在計算機搖柄無休止的轉動中,時間也在悄然流逝……當余夢倫抱著一疊數據報告與同事交流分享時,大家驚奇地發現,一向清瘦的余夢倫,右臂比以前粗實了許多。同事和家人勸他多注意身體,他卻淡然地說:“這點困難算不了什么,我希望能為國家多做點事。”


  而這一做,就是59個年頭。


  回憶往昔的奮斗之路,余夢倫念念不忘我國仿制蘇聯第一枚導彈1059試驗成功的情景。為了不受外國欺負,毛澤東、周恩來、聶榮臻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高瞻遠矚,下定決心勒緊褲腰帶也要搞出“兩彈一星”。老一輩航天人果然不負眾望,啃下了這塊硬骨頭。“1059讓我們入了門,中國人還真能干事。”余夢倫感慨,從那時起,他在導彈及火箭的彈道設計領域高歌猛進。


  作為中國彈道領域公認的開拓者,余夢倫相繼提出和設計了低彈道、小推力彈道、亞軌道型停泊軌道、高空風彈道修正等方案,完成了多種型號的彈道設計任務,為長征火箭鋪設了一條條“通天之路”。


  雖然為導彈和火箭設計了無數條彈道,但余夢倫的人生軌跡只有一條,那就是單調枯燥、在航天工程中不可或缺的彈道設計崗位。從優秀共產黨員到全國勞動模范,從博士生導師到中科院院士,余夢倫獲得過很多榮譽。其實他當過的最高職務,就是火箭院總體設計部十一室一組的工程組長,能夠調遣的人員也只是當時組內僅有的八九個人。


  在我國航天事業從無到有的過程中,沖在最前線的是一大批以余夢倫為代表、內心激蕩著愛國情的有志青年,“落后就要挨打”的歷史教訓時刻提醒著他們要盡己所能為建設強大的國防忘我奮斗。在他們這一代人的感召下,一批又一批航天追夢人陸續接棒。


  “沒事兒,得盡快把問題解決了”


  在火箭院總體設計部十一室的載荷與力學環境工程組,人們總能看到一個身影。他并不高大,卻溫厚、豁達、謙遜而沉穩,年輕人尊稱他為潘老師,稍長點的同事則親切地喊他老潘。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潘忠文并不老,大家之所以這樣稱呼,是因為他總在技術攻關中擔當重任,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。


  20世紀90年代,中國運載火箭已經躋身國際發射市場,24歲的潘忠文剛工作不久就跟著老專家,代表火箭方與國際衛星公司談判。幾輪談判下來,他發現大多數時候的協調都沒有效果,原因在于缺乏一項星箭界面力學環境測量共同遵守的準則。


  為了打消外國人對中國航天技術的疑慮,使技術協調有章可循,潘忠文萌生了編寫一項國際標準的念頭。為此,白天,他帶著英文詞典奔波于圖書館和資料室之間,查閱先進國家的標準和準則;晚上,他守在電腦旁,用并不熟練的英語向國外專家虛心請教,一熬就是一整夜。這樣的工作狀態,他堅持了9年。


  功夫不負有心人,這項標準發布后,很快成為我國航空航天領域的首個國際標準,并帶領中國航天走出國門。回首編寫標準的歲月,同事們不禁感慨萬分:“9年來,有多少人從他的身邊超越而過,走上型號、行政的領導崗位,可他仍然不為所動地堅持了下來。”


  長征二號丙遙十二火箭發射成功后,型號總師給潘忠文發了一條短信:“非常感謝你這位大功之臣!”原來,2000年為提高運載能力,長征二號丙火箭整體加長,僅結構就發生了50%以上的變化。這讓型號總師為是否要做全箭模態試驗感到為難:做試驗,時間來不及;不做又沒有先例,風險無法說清。潘忠文提出了采用計算機仿真的方法代替全箭模態試驗的思路。


  據型號總師回憶,那段時間,深夜走出辦公室,總會發現樓上房間的燈還亮著。上去一看,果然是潘忠文,就對他說:“小潘,別總這么加班,注意身體,我們還有時間。”可他總是抬頭笑笑說:“沒事兒,得盡快把問題解決了,不然心里總覺得不踏實。”沒過多久,潘忠文就用翔實、確鑿的分析結果打消了大家的疑慮,大大縮短了型號的研制時間,省下了千萬元量級的試驗費用。


  在我國航天事業從小到大的過程中,沖在最前線的是一大批像潘忠文一樣胸懷科技報國之志的熱血青年,他們在專業領域奮勇爭先,突破了一個又一個技術難關,推動我國運載火箭逐步走上國際舞臺中央。


  “爭取早日實現航天強國夢”


  2018年,中國航天全年宇航發射次數超過美國,位居世界第一。在火箭院總體設計部的年終總結大會上,首次設立的“領航功勛獎”被頒發給5位貢獻突出的員工,其中一位年僅30歲,名字叫曾耀祥。


  載荷參數是火箭設計的重要依據。完成于20世紀60年代的“載荷設計方法”沿用了幾十年,而當前的新型火箭規模大、性能強,對設計提出了更高要求。曾耀祥從公認規范成熟的原有方法中發掘出精細化的突破口。2018年年底,他提出的優化方法獲得評審組認可,未來將應用在長征七號甲、長征八號、長征九號等運載火箭的研制中。擔任評審組組長的潘忠文認為,曾耀祥摸索出的新精細化方法對火箭發展很有意義,它使大型火箭的載荷降低15%左右,有效提升了新型火箭的運載能力。


  從小懷揣航天夢的曾耀祥,如今已是長征七號運載火箭的技術骨干。


  一次在海南文昌發射場出差時,曾耀祥突然得到消息:發射場氣象觀測站最新地面風速測量結果遠超預期,如此一來,從技術區到發射區垂直轉運的過程中,包括臨射點火前,突然增大的地面風很可能把火箭尾段吹垮,后果不堪設想。必須要按照新的地面風速開展載荷及結構設計。但此時火箭尾段已經交付工廠生產,怎么辦?型號負責人決定:既要保證研制進度不受大影響,又要開展地面風減載設計。


  時間緊、任務重,作為型號主管設計,曾耀祥二話不說,選擇了迎難而上。在查閱了幾乎所有關于地面風載設計的文獻后,經過3個月的摸索,曾耀祥采用統計理論方法,系統開展了地面風統計及火箭發射概率研究,發現了海南發射場與內陸發射場地面風時空變化規律的差異,首次在火箭上開展了防風減載設計,給出了減載結構設計準則,巧妙解決了型號困難。


  每一個時代的進步,每一次成功的突破,既需要繼承,也需要創新。在曾耀祥看來,對于80后甚至90后的年輕航天人來說,當下的使命就是不斷創新。“老一輩航天人的奮斗已經解決了有無問題,我們這一代人就是要在他們的指導下,繼續創新,提高火箭的設計性能,爭取早日實現航天強國夢。”曾耀祥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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